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年中，位于大清南部边陲的安南（今越南）国王阮光平（即越南西山王朝光中王阮文惠、又名阮惠）患病去世，消息很快传到中国境内。

乾隆帝因担心阮广平去世后，本来就局势不安稳的安南（此时安南虽然基本上由西山王朝统治，但旧阮、也就是广南阮氏势力依旧存在，且与西山王朝对峙严重、彼此攻伐不止），国内会因此再次发生内乱（西山王朝和广南旧阮势力两方都想彻底打倒对方，统一安南）。

于是，乾隆帝便命在此时还在京师述职的武英殿大学士、两广总督福康安赶紧回到岭南驻地，率军驻于广西（与安南交界），以防范安南（有可能发生的）政治乱局。

但福康安刚刚抵达广西后不久，他的生母便因病于京中去世了（未知是否是傅恒的嫡妻），而福康安这时候又远在千里之外的广西，手中的差事远没有了结，无法立即返京奔丧，只得在任上戴孝守制、‘夺情’而继续处理两广的军政事务。

在广西与安南边境上率军驻守了一段时间后，福康安因工作环境压力太大而患了疾病；当时，乾隆帝在第一时间就派宫中的医士前去为其诊视，而福康安则趁机以‘安南平静无事’的理由（此时西山王朝与旧阮势力暂时尚未大打出手），向乾隆帝上疏要求回京，总算得到了皇帝的批准；福康安从而回到了京师，得以好好休养（也可以为母奔丧）。

福康安再次回京之后，乾隆帝将上次‘征伐廓尔喀之役’获胜后的追加封赏，一并赐予了福康安——晋封其为‘一等忠锐嘉勇公’。

而整个清朝的历史上，能获得四字嘉号的（始封）公爵，包括福康安在内也只有四人而已；就连福康安之父、乾隆朝早中期第一枢臣、实际上的第一辅臣傅恒，其爵号也只是‘一等忠勇公’。

（其余三位四字嘉号公爵是：一等武毅谋勇公兆惠、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、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；至于丰升额的‘一等果毅继勇公’中‘果毅’二字嘉号，是继承于祖上图尔格、遏必隆及父亲阿里衮的爵号而来，不算数的）。

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年），因为已不在岭南辖区任职，所以福康安被乾隆帝转任为四川总督；不久后，福康安亲率大小金川的地区的诸归附土司入朝，觐见了乾隆帝，以示川西土司恭顺敬服天朝之意（大小金川这个桀骜不驯了上百年的川西险恶要地，总算是被傅恒、福康安父子，还有其他出征有功的臣子们给彻底地拿下来了）。

有关福康安在战场之外的轶事，这里有个比较有趣的例子——

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)，宗室恒秀（清太宗皇太极第十子韬塞的曾孙）第二次出任吉林将军（早在乾隆五十三年、即1788年，恒秀就曾任过吉林将军之职）；多说一句：福康安在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年）、仅仅二十四岁时，就以（第二次）平定大小金川之役中的战功，被乾隆帝授予了吉林将军之职，真可谓年轻有为。

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正月，吉林将军所辖各地的‘参务’（就是地方官府派遣当地夫役进山挖人参）之事中，爆发了‘亏缺库银，勒派民户’大案——

这一年，吉林将军府下辖的协领诺穆三、托蒙阿等人，在奉将军恒秀之命办理当年的参局事务期间，私下贪污了朝廷下拨的参银数千两，以至于吉林府库中的库银亏空额巨大；而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，诺穆三、托蒙阿居然胆大妄为，仗着手中掌握的权力，悍然勒索下属普通民户，并用摊派强索的方式夺取民户的私财。

但此事很快就被乾隆帝所得知，于是命吉林将军恒秀认真查处、惩办相关人员；但乾隆帝不知道的是，恒秀自己也涉嫌参与其中，当然没有‘秉公执法’的动力和积极性，因此在奉旨‘查办’时只是敷衍了事而已。

当时，奉旨协同办理此案的汉大臣胡季堂深谙为官之道，见恒秀如此态度，于是也以自己不懂国语（满语）为借口，在办理案件时一味搪塞支吾；而另一位协理大臣松筠（后来嘉庆朝的军机大臣、一代名臣）当然乐于随同附和，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，把这件事遮掩过去，也算是示好同僚了。

但乾隆帝此时虽然已经年老（都八十五六了），可心里一点都不糊涂、也见不得臣子们糊弄自己；于是，乾隆帝再派自己最信任的第一宠臣、大学士军机大臣和坤去复审此案。但和坤在审案中同样瞻前顾后，寻找机会给恒秀百般开脱，最后也是匆匆结案上报了事。

就在此案审理的同时，身为大学士、领侍卫内大臣、四川总督的福康安，恰好带着大小金川的土司们进京觐见乾隆帝，也算是遇上了；于是，福康安便奉乾隆帝的旨意，在大朝会上带头议论恒秀的罪责轻重、以及该如何定罪。

但福康安与其他审理此案的大臣们一样，在问案时也是高高举起、轻轻放下，仅以‘管理失责、驭下不严’的名义，建议乾隆帝将恒秀革职查办，其他的惩罚就没有了；福康安还私下授意军机大臣们在拟写‘议罪’奏疏时，‘稍稍询情’（关照一二）。

而乾隆帝看到了福康安领衔奏报的‘朝议论罪’结果后，顿时愠怒不已，直接下谕旨斥责福康安‘偏袒戚谊、有失公理’，将这个心腹宠臣给狠狠地批评了一顿。随后，乾隆帝亲自做出了‘吉林参案’的最终判决——

本案首犯诺穆三处斩，家产抄没入官；同犯托蒙阿发往新疆军前效力赎罪；而吉林将军恒秀则以‘纵容属下、欺瞒君上、结党营私’的罪名，被定‘斩监候’。

但不久之后，乾隆帝又下旨免除了恒秀的死罪，勒令其在家闭门思过、无旨不得外出，其他的惩罚就没有了。

为什么恒秀以一个并不是朝廷顶级官职的吉林将军、以及普普通通地‘低级宗室’身份，在犯了如此大过后，却得到了包括和珅、福康安等朝廷大佬们的特别偏袒和维护，尽量给他开脱罪名、百般保全。

而即使到了最后定罪时，乾隆帝看似严厉地拟定了恒秀的‘斩监候’判决，却在不久后又免除其罪、只将其撵回家思过，高高举起轻轻放下；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

其实，这里面是有深切地原因的——之前的叙述曾说过，恒秀本人是宗室，但宗室的身份并不是乾隆帝赦免他的理由（当时，像恒秀这样的男性远支宗室成员，京师里没有一千也有八百，乾隆帝根本不在乎）。

而恒秀被乾隆帝高举轻放的原因，不单单因为他是清太宗皇太极第十子韬塞的曾孙，而是他的父亲、韬塞的孙子萨喇善（另有一说是恒秀伯父，但从乾隆帝对恒秀的态度来看，应该是亲生父亲）的三娶继妻，也就是恒秀之生母，其姓氏为‘富察氏’。

是的，和你想的没错——萨喇善的这位三娶继妻、恒秀之生母‘富察氏’，正是前察哈尔总管李荣保的次女、军机首揆傅恒的二姐、乾隆宠臣福康安的二姑母，也正是乾隆帝元配嫡妻、孝贤皇后富察氏的亲妹妹。换句话说，萨喇善和乾隆帝是连襟，而恒秀则是乾隆帝的姨外甥、福康安的亲姑表兄。

所以这就解释得通了——为什么恒秀在犯了事之后，朝廷之中上到皇帝乾隆帝本人，下到军机大臣和珅、福康安，文臣胡季堂、松筠，统统都在找机会、找借口、找托词，给恒秀来脱罪；即使最后乾隆帝为了维护皇权的威严和自己的颜面，给恒秀定了‘斩监候’之罪，但不久后还是赦免了外甥，让他滚回家去思过，仅此而已。

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八月，此时乾隆帝已经退位为太上皇帝，新君嘉庆帝业已即位；已经因犯事被革去官职、又没有爵位在身、成为了闲散宗室的原任吉林将军恒秀，因之前在任内亏空吉林参务银两一案，所以即使被革职问罪，但仍需向内务府补赔偿银五千两。

面对内务府官员的催款，恒秀一口咬定自己无力交完赔银（也许就是故意的），于是便将自己位于东安门外大鹁鸽市胡同的官房七十八间、马圈房二十七间，另有小鹁鸽市住房十七间，一共是存房一百二十二间，按照原来与内务府所签订的契价，折算成白银七千两，抵入内务府广储司，作为自己的‘赔偿银’收官（内务府又加收了二千两的利息，也许是秉承上意：嘉庆帝这个恒秀名义上的姨表弟也是够小气的）。

直到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正月，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帝乾隆帝驾崩之后，当了三年儿皇帝、此时终于得掌大权的嘉庆帝才重新起用了‘表哥’恒秀（恒秀是孝贤皇后的外甥、自然也是以孝贤皇后为嫡母的嘉庆帝的姨表兄），授予其三等侍卫（正五品）之职，再加副都统衔、重新以官身前往新疆，担任了噶什哈尔领队大臣；不知道这是不是嘉庆帝故意和皇父乾隆帝唱反调呢？

再度入仕、又奉旨千里迢迢前往新疆办差之后，恒秀倒是没有再生出什么事来，而是兢兢业业地处理公务事宜、不敢再有纰漏；此后，恒秀又因公务自噶什哈尔赶赴乌什处理相关的政务。

但也许是长途跋涉时所消耗的精力太大、也许是恒秀已经年纪渐老、体力不支、也许就是单纯的水土不服；总之恒秀在抵达乌什后不久就开始生病，最终未能痊愈、不幸病逝于任上，时年五十九岁。

恒秀去世了，有关他与表弟福康安之间的这段‘包庇戚谊’轶事，至此也告一段落；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福康安的故事。